影。但由于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缺乏对国际规则的了解，在重大国际商事纠纷中时常遭受重大损失。曾经有国外的仲裁专家感叹：中国的当事人在仲裁事务上显得过于慷慨了。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是中国的当事人没有居安思危的证据意识，不注重在商务合同履行过程中及时收集相关证据，在纠纷发生后往往由于时过境迁，许多证据已经灭失。相对而言，外方当事人却注重在履约过程中时时收集证据， 甚至由专业律师提前介入对证据进行甄别与筛选。另外，证人出庭制度在我国刚刚起步，而在国际仲裁过程中，关键的证人证言可以给裁判者留下深刻印象， 甚至起到左右案件事实认定的重要作用。

我国长期由裁判者主导的职权主义庭审模式，限制了代理律师引导案件事实查明的作用，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对证人、专家证人的交叉询问，却在中国的法庭或仲裁庭还很少见。此外，中国当事人与外国律师沟通中，即使借助于专业翻译，如果没有谙熟中国当事人商务活动特点并了解外国律师、外国裁判者工作规则的中国涉外律师的参与，也存在巨大的风险。经常听到或看到中国当事人在败诉后埋怨：明明有理的事， 最后却输了官司，明明外方当事人违约在先，但案件处理结果却好像是我们不诚信一样。经过调查并检索相关案例，我发现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在于，中国当事

人与外国律师存在巨大的思维模式的差异，彼此对对方的行为预期存在想当然的误解。如中国当事人认为，既然付了律师费， 调查取证是外国律师的责任，而外国律师则认为，支撑案件基本事实的证据，中国当事人应当自己保存，而事到临头关键证据的缺失，往往根本来不及补救。

三

毋庸讳言，中国企业在涉外纠纷中居高不下的败诉率，不但给国家或企业造成严重的损失，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诚信形象，增加了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交易成本，其潜在危害不容忽视。

相对而言，借助于中、外律师之间通行全球的“法言法语” 的交流，很容易就案件的关键环节达成共识，然后由中国涉外律师指导或帮助当事人取证，也更容易把握重点与关键细节，为案件处理争取主动。客观而言，中国的企业往往愿意向外国律师支付高昂的代理费用，但是对于配合外国律师进行必要诉讼或仲裁活动的中国律师，有相当多的当事人并不愿意支付费用，即使中国律师所要求的费用，仅相当于外方律师费用的零头。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缺乏中国律师，尤其是有造诣的涉外中国律师的参与，是中国企业在涉外纠纷中败诉率高的一大主因。

伦敦成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得益于其基于普通法传统的透明度高、公信力强的司法与

仲裁机构。许多英国之外的当事人，均愿意选择伦敦作为争议解决的地点。我们参访英国最高法院期间，恰逢华为公司与苹果公司的纠纷案件正在开庭，我有幸旁听了审理过程。香港、新加坡是继伦敦之后在全球颇具影响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虽于 2006 年才成立，但由于其“开放性”“国际怀”的管辖立场，影响力与日俱增。

为了给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必要的法治支撑， 2018 年 6 月，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深圳、西安设立了国际商事法庭，借鉴国外国际商事法庭的成功经验，鼓励当事人选择中国的国际商事法庭，并适用中国法律解决争议，在提高我国司法影响力与话语权、为世界法律文明作出我们自己贡献的同时，无疑也会为我国法律的域外效力的发挥另辟蹊径。但其前提条件是我国的国际商事审判， 具备公正、高效、透明、廉洁的特点，同时我国也培养出了一批具有国际化视野、专业精神的涉外律师精英队伍。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总额与外商投资、对外投资额均居世界前列，且上升势头迅猛，我相信中国涉外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也期待有更多的中国涉外律师为保护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